危机不慌|现代社会状况百出根源在“长态危机”

长态非常态。管理常态意指,我们有能力在现有资源范围内维持或提高管理活动的效率。危机泛指,现有系统运营被迫中断、失控,甚至溃散。它的伴生现象是能力透支,资源匮乏和无法讲效率。1984年,社会学家佩罗(Charles Perrow)出版《长态事故》(Normal Accidents)。佩罗的书是危机“长态化”研究的开山之作。它凸显现代危机的三个重要特征:长周期反馈回路,长期潜伏,长时间影响。

2004年,印度洋海啸过后,人们惊奇地发现,摩肯人(Moken)是唯一毫发无损的原住民。摩肯人世世代代居住在泰国和缅甸沿海地区。在他们口口相传的部落历史中,摩肯人保留一条古训:当大海快速消失时,立即向山上跑。古训是启发性直观原则(Heuristics)的一种。这条跨越百年的启发性直观原则救了摩肯人。危机发生时,古训背后的启发性直观原则有用,因为它们概括了人类千百年的沧桑经历。古训弥补人类对长周期经验教训的认识不足。

对长周期反馈回路的危机,人们容易轻视它的灾难性。南加州大学工程学院的弗里德曼(George Friedman)教授,曾经在讲座中展现一张行星撞地球的分布图。从概率角度看,我的三观差点颠覆。可是,老教授说,最令人担心的不是行星,因为长度大于10公里的,97%已经被发现和跟踪。彗星更无法掌握。有些彗星的轨道运行周期超过千万年,例如鹿林彗星周期超过2800万年。因此,我们没有关于它的过去经验和知识。危机也有类似的长周期现象。正常状态下,人们经历故障,最多不过事故。至于危机和灭绝,它们都像鹿林彗星一样,是小概率事件。

可是,最近40年,小概率事件频发,生产和生活中的状况不断。这种集中和频繁发生的危机现象本身会不会也是小概率事件?还是生存环境和人类活动特征出现根本改变,以至于状况百出?

不幸的是,不同性质的危机交错发生,危机长态化,它已经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。形成“长态危机”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和技术内在的属性。

奥德(Toby Ord)在新书《崖断》(The Precipice )中概括指出,人类有20万年历史。1万年前,人类经历农业革命。5000年前,古文明社会出现。400年前,实证科学革命发生。直到最近200年,工业技术革命给人类带来“神”一般的,改天换地的力量。大自然中,各种现象经历了亿万年竞争、进化、演变、协同的过程。通俗地说,地球上亿万年生命演变也是一个亿万年的除错过程。留下来的,相互之间的利害关系也经历了亿万年磨合,风险对冲。可是,科技发明和创造只有400年的历史。技术在改变人们生活同时,隐含一系列的风险。它的风险尚未除错,以至于间断引发长态事故和危机。技术的威力和普及性越高,伴生的风险也越高。

关于科学技术的力量和风险,核电是经典。佩罗的《长态事故》就是针对1979年三里岛核电厂泄漏事故的系统反思。初步分析,它是两个冷却塔之间管道阀门被关闭的人为失误。但是,深入了解,佩罗发现,系统的设计(Design),设备零部件(Equipment), 工艺流程(Procedures),操作员(Operators), 上下游供应链物料(Supplies),工厂内外环境(Environment)均在事故中扮演一个角色。DEPOSE成为后来系统分析事故的经典缩写。

佩罗更关心技术是怎样塑造社会生产和生活形态的。核电事故折射出技术背后潜伏的风险。第一是必然的复杂性。如果一个系统有诸多子系统,它们相互之间发生作用,而且同时发生,那么系统的复杂性必然不断上升。设想一下孟买街头的交通状况,我们对复杂性的三个来源就有形象的理解。

第二是“紧凑关联”(Tight coupling)。想象一下宇航空间站,那是紧凑关联系统的缩影。在那儿,每个活动都经过事先设计,环环相扣,缺一不可,无法替换,没有缓冲。

第三是“认知断片”(Incomprehensibility)。佩罗发现,三里岛事故发生13秒后,故障之间开始奇怪的连锁反应。2分钟后,故障连锁反应显现从来没有遇到的,不合常规逻辑的矛盾信号。例如,两个气压仪表显示完全相反的事故方向。这是因为复杂紧凑的系统,一旦出现故障,一定有内在无法理解的系统反馈回路。事故发生时,操作员面对完全混乱的现场,认知断片。只有通过事后复盘,工程师才能搞清楚故障连锁反应的环节。如此情况下,事后指认的人为过失难免片面。

反思上世纪70年代的核电事故,我们对长态危机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阶段:高新技术必然有佩罗总结的三个特征。它们意味着技术潜在的风险。随着技术的广泛应用,技术风险社会化。它与我们的生产和生活相伴生。

技术风险引发的危机为何成为社会长态?1992年,乌尔里希(Ulrich Beck)的《风险社会》英文版一经问世,便引起跨行业的关注。像其他巨作一样,《风险社会》深邃抽象。它可以概括为下面几个要点:

1)关注社会形态的根本属性是解码社会的有效方法。每个社会形态受到根本矛盾影响。找到根本矛盾就能理解社会形态。

2)对5000年社会形态做一个抽象分析,它可以分为两个阶段:关于财富创造与分配,关于风险制造与分布。目前,社会的根本矛盾已经转移到后者。财富生产必然运用技术。技术应用过程有伴生风险。风险如何产生的?谁的责任?怎样解决不合比例的风险分布问题?这些风险问题影响和左右社会其他关系的性质和变化。

4)普通人难以用基本感知能力去识别技术风险,因为它们太复杂,等待后果时间比较长。人们只能依赖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士去评判。

5)专业人士容易与社会权力阶层结成同盟,掩盖技术风险的性质和后果。这使得风险社会的矛盾不断加剧。

《风险社会》,乌尔里希 著,张文杰 、何博闻 译,译林出版社2018年2月出版

乌尔里希的理论帮助我们理解当代风险社会的普遍性和长期性。我们已经无法摆脱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影响。与自然和人类历史相比,年轻的技术不可避免地隐含风险。处于复杂和紧凑关联中的社会,重大技术风险很难被隔离在工程范围内。它们一般会演变成社会性风险。例如,化工项目、大型航空和海洋运输活动、生物基因技术、人工智能技术等。它们潜在的影响都有长周期反馈、长期潜伏、长久负面效果的“长态”特征。

我们不知道具体哪种技术风险会与社会因素相碰撞,引发危机。但我们知道,它们都有潜在的风险,并可能碰撞迸发出不同类型的危机。因此,每次危机还是小概率事件。但是,不同的危机高频率出现,这已经是大概率社会现象。沿用乌尔里希抓根本性矛盾的思维,我们可以说“危机管理是个纲,纲举目张”。危机管理应该成为每个组织的战略重点,统领其他各项生产活动。

我们要谨慎对待应急和突发事件处理方法,因为它们往往隐含一个虚妄的假设。即,危机应急后,一切如常。突发事件消停后,旧的系统运用便可以继续无虞。在项目管理层,我们需要这样的稳定性假设。否则,基层工作人员终日惶恐,不知所措。但是,在战略决策层,我们要知道,经历危机,破裂后的系统是不可能回到原来,一模一样。如果要保持新系统的长久动态平衡(秩序稳定的表现),我们必须要看到哪些组织能力已经衰变,必须淘汰;哪些新组织能力要增强。

如上图所示,危机带来的威胁提醒我们,失效的组织能力在衰变中,必须剔除。危机激发的机会提醒我们,新的组织能力要加强,否则无法把握机会。稍稍留意,你会发现,上图是“洛伦兹蝴蝶效应”图(Lorenz Butterfly)的简化。长态危机社会必然具有洛伦兹所建议的混沌特征:

2)危机干扰两个引力场的活动变化。一个是现有的,另一个是正在呈现过程中的。

3)失效的组织能力代表弱减的社会力量互动;增生的组织能力代表反馈放大过程中的社会力量互动(这是通俗正能量说法的正解)。两者此消彼长,引领产生新的系统形态。

所以,在危机引起的掉链子中找突破的机会,这才是系统修复,长治久安的战略。

只要我们离不开技术,尚未被除错过的技术必然隐含风险。复杂联动的技术普及和深入的背景下,技术风险难免与社会因素相结合,蔓延成为社会危机。面对长态危机,没有理论指导,我们只能看到混乱无序。有上述的理论指导,我们认清混沌的规律。混沌不是无序,是系统新秩序的玄元。既然无法逃避,那么就选择拥抱吧!

(本篇为澎湃商学院独家专栏“危机不慌”系列之三,作者鲍勇剑为加拿大莱桥大学迪隆商学院终身教授、复旦大学管理学院EMBA项目特聘教授)